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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外语的跨学科教学助推历史解释素养的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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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双方都只是依据各自的外交文本，导致这场纠纷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外交翻译的低级错误呢？真相到底是什么？原来，《南京条约》的中方文本都是由英国人马儒翰、郭士立等人翻译的［2］。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学者屈文生认为，道光年间的清朝政府不仅没有意识到外语人才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更糟糕的是，翻译者可能会被视为“汉奸”，所以当时的清朝政府主动将翻译工作让给外国人，从而失去了谈判的主动性［3］。那么，英国翻译工作者马儒翰、郭士立等人都是专业人士，他们面对如此严肃的外交文件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翻译错误呢？

“城邑”和“港口”这两个词语的意思截然不同，而英国翻译官应该知道在严肃的外交谈判中犯下这种低级翻译错误会带来很大的外交纠纷。笔者由于资料缺乏，无从考证原因。不过，笔者找到一则材料，倒是说明了由这种翻译错误带来的纠纷不止一件：英国公使文翰在1849 年8 月21 日照会两广总督徐广缙，指责清朝政府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是违反条约规定的［4］。事实上，关于《南京条约》的中英文翻译，学术界已经有学者指出了一些问题，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自己的专业翻译官，全由英国翻译官翻译，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了较大的损害［5］。

本课通过历史与英语的跨学科教学，学生会感受到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在外交中因为这种语言的障碍导致之后的外交纠纷和改变。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外交中很多国家主权的丧失是因为无知和愚昧，正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说：“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当放弃的［6］。”也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中的有识官员上奏设立京师同文馆以培养外语人才，“条约翻译”甚至一度成为同文馆的重要考试科目［7］。

在近代中西外交关系史的教学中，由于受到中西方语言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立场态度、多元的历史观、掌握史料的性质和多少、研究方法的差异和史学的素养程度等原因的影响，历史解释变得相对复杂，对同一历史的解释可能会有所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历史与外语的跨学科教学，尽量寻找一些西方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比较中外文本，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和外语学科教师同堂教学，引导学生寻找中外文之间的差异，分辨不同的历史解释，然后通过史料教学，引领学生对史事做出解释。如此一来，学生的历史批判性思维应该会有一个提升。笔者认为历史批判性思维的培育对提升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是非常必要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5］屈文生.早期中英条约的翻译问题［J］.历史研究，2013（6）：86-101.

［4］茅海建.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J］.历史研究，1998（6）：73-92.

［6］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张功臣.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文章来源：《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网址: http://www.wyjxllysjzz.cn/qikandaodu/2021/0707/775.html